埃尔多安“危”? 极深的三重引爆点, 决定土耳其摇摆向何方
土耳其的不确定性及对世界的影响
文｜李秉忠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 土耳其总统大选期间埃尔多安海报上的竞选口号：“土耳其世纪，对的时间对的人”。图源：互联网
土耳其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埃尔多安经济学、世界经济的逆全球化趋势以及美国针对土耳其的贸易战，导致土耳其的经济前景晦暗不清。2018年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土耳其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翻倍，并宣布不排除进一步扩大惩罚的可能性，土耳其经济颇受打击。美国近期对土耳其发动的贸易战导致里拉已经贬值40%，8月份单月贬值25%。事实上，2017年土耳其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点40.4，通货膨胀率达到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土耳其经济的基本判断是，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土耳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低工资的补贴、临时性减税等，由此导致的后果则是政府负债和银行贷款的大幅增加。欧盟方面也有类似的结论：土耳其自2012年以来首次面临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土耳其里拉的贬值给2017年的通货膨胀带来了压力。流入土耳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16年间急剧下降了30.5%，对资本流入的依赖使得土耳其货币和经济容易受到投资者信心突然丧失的影响。而且埃尔多安推行某种伊斯兰色彩浓厚的经济学，导致土耳其经济复苏的前景变得更为复杂。加之，世界经济出现的逆全球化倾向，以及叙利亚战争带来的难民问题，使得土耳其脆弱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土耳其解决当前困境的方法主要是试图寻求新的盟友，也提出了去美元化的设想，以此从根本上解决对美国的经济依附，但前景仍不明朗。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无疑会外溢至政治，正发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良好的经济成效以及由此带来的红利基础上，运行良好的经济是土耳其国家的安全阀，经济问题如果久拖不决必然会影响到埃尔多安的支持率，进而影响到政局的稳定。
从议会制共和国到总统制共和国的急变，给土耳其政治和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政治发展的不可预期性陡增。2018年6月24日大选后，土耳其将会颁布新的宪法取代1982年宪法，就此正式迎来第四共和国时期。总统制的埃尔多安时代与议会制的埃尔多安时代既有延续，更有区别，但由于该制度处于初期实践阶段，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充满了变数。在总统制时代的土耳其第四共和国，埃尔多安真正实现了将议会最大党主席和最高行政权力集于一身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如何平衡和制约这一高度集中的权力便成为政治运行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到其未来局势的基本走向。议会制时代的总统是名义上的国家权力的象征，由于其超脱于议会政治，某种意义上可以平衡行政的权力。土耳其政治的特殊性在于，军方干政虽然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原则，但又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行政的权力，由此保障国内政治秩序的平稳和顺畅。民主政治运行出现重大问题时，军人往往以干政的方式来修正政治发展。总统制时代，军方与文官政府之间特有的平衡与制约关系已然生变。这样，军方在总统制时代的定位、发挥作用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其运行的效率和方向。土耳其新的宪法自然会回答上述疑问，但对于总统权力加以限制的实质性意义应该不会太大，这增加了总统制时代土耳其的不确定性。
土耳其议会制政体在前三个共和国时期已饱经沧桑，不时爆发的军事政变已经表明其政治制度的发展多有歧路。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1924年颁布宪法，1950年民主党在竞争性选举制度中胜出。其后，民主政治运作出现重大问题，导致了1960年的军事政变。这一时间段属于土耳其第一共和国时期。1960年军事政变后，土耳其通过1961年宪法，民主政治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终至1980年发生军事政变（其间1971年也发生了军事政变），结束了土耳其第二共和国。1982年宪法的颁布截止到2018年属于土耳其第三共和国时期，正发党在2002年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也由此开启了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时代。在此期间，上演了1997年“后现代军事政变”和2017年7月15日的未遂军事政变。军方对于土耳其议会政治的介入是由于政治运行本身的不稳定，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走向的不确定性。从议会制强行转入总统制，未必能够解决共和国前三个阶段面对的问题，很可能滋生新的问题。因而，总统制时代是否仍然会延续之前议会政治的弊端，目前同样无法给出具体答案。
库尔德问题现在也处于一个极其复杂和敏感的时期，土耳其试图用强力的方式解块该问题，其中的风险指数也极高。叙利亚内战以来，库尔德问题的区域联动特点越来越突出，土耳其面临的来自库尔德问题的内外压力前所未有地加剧。2015年6月，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在议会中失去了多数席位，而以库尔德人为主的政党人民民主党 (HDP) 则在历史上首次跨越了10%的选举门槛。库尔德问题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全面爆发，进一步导致土耳其库尔德政策捉襟见肘。叙利亚库尔德人组织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有着密切联系。安卡拉方面认为，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组织和武装部队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延伸，本质上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举行独立公投，则使得安卡拉政府在继伊朗马哈巴德库尔德政权之后，首次经历了库尔德人建立独立国家的考验。
土耳其政府自此改变了与库尔德人和解的立场，开始采取强硬手段来打破库尔德问题之网，土耳其进入了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关键时期。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失败后，埃尔多安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法，导致其库尔德人政策进一步趋紧，主要标志是库尔德政党人民民主党多名成员被逮捕。土耳其国内库尔德问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库尔德工人党的力量呈壮大趋势而非相反。土耳其政府自2018年1月20日以来，以叙利亚阿夫林为主要目标展开驱逐库尔德民兵组织的“橄榄枝”行动。土耳其采取军事介入的方式，进一步增加了自身的脆弱性。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在争议中举行独立公投后，土耳其随之在土耳其—伊朗边界展开了军事演习，其目的除了威慑库尔德地区之外，还有彰显其区域存在的深意。考虑到独立公投的长远影响，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即使自1991年算起，也有接近30年的历史，对土耳其而言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威胁。库尔德问题依然是套在土耳其头上的紧箍咒，土耳其试图从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入手从根本上解决库尔德问题，这不仅影响到土耳其的未来，而且影响到区域局势的稳定。
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已经有了较长时间，近期内从根本上改善的可能性不大，进而增加了其国家走向的不确定性。现代土耳其建立在奥斯曼帝国长达600年之久的遗产上，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是作为欧洲的对立面/他者而存在。凯末尔则试图将土耳其转变为西方的一部分，而非简单的西方模仿者。土耳其共和国自建国伊始就确立了西化的目标追求，1952年加入北约标志着土耳其开始制度性地成为西方的一员。1999年，欧盟确立了土耳其的候选国地位，进一步夯实了其欧洲特性。2005年10月3日，欧盟开启了土耳其的入盟谈判进程，土耳其与欧盟关系步入蜜月期。然而，时下的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处于共和国史上的最低点，这证明双方关系远非巩固。2017年7月欧洲理事会认为，土耳其正逐渐远离欧盟，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因此停滞。2017年8月的一次电视辩论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声称欧盟不应该接纳土耳其为成员国。土耳其针锋相对地宣称不再需要欧盟，加入欧盟的努力只是在浪费时间。德国担心土耳其利用难民问题发难，已经撤出了驻扎在土耳其英克利科机场的驻军。希腊与土耳其围绕塞浦路斯周边的能源开发也处于僵持阶段。土耳其与美国属于战略盟友关系，但双方围绕叙利亚和贸易战形成的外交僵局在短期内难以破解。
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在历史上同样也多有起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时下的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僵局则具有特殊性。第一共和国时期，凯末尔主义具有主导性意识形态地位，而且土耳其实现了向民主制的过渡。这一时期，西方对于土耳其演绎的世俗主义和民主化道路颇多赞许。第二共和国时期，土耳其通过了共和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具自由特性的宪法。由于民主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西方与土耳其关系出现了摩擦。第三共和国时期见证了20世纪90年代脆弱的联合政府和21世纪的埃尔多安时代，经历了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考验，土耳其与西方关系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2003年伊拉克战争，土耳其反对穆斯林国家进攻穆斯林国家，从宗教的维度复杂化了土耳其—美国关系。第四共和国时期，美国和欧洲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加大了土耳其与西方发生摩擦的频率，而且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有学者指出了此次土美关系恶化具有的三个特征：第一，在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利益和政策方面，土耳其和美国存在巨大差别；第二，公众的意见和煽动性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这次冲突中居于中心地位；第三，美国对于土耳其的幻想已经破灭，这破灭中夹杂了人质问题和最高领导人的个性。安卡拉认为美国对于土耳其构成了直接的威胁，美国则认为土耳其损害了宗教自由。这样一种战略和个人恶毒争吵的混合加大了问题解决的难度。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产生了节点性的分歧，这种分歧与之前的情况有较大差别，由此增加了人们的焦虑。
显然，土耳其的不确定性在政治、经济、库尔德问题和外交等众多方面都有明显的表征。土耳其发展过程中累积矛盾的爆发、土耳其西化道路的逆转，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深层次原因，同时打上了埃尔多安个性特征的烙印。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变化反映了土耳其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关键时期，而不仅仅是外交上的冲突，这也是双方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的深层原因。这种不确定性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摇摆，这种摇摆是代表着历史的进步，还是退却，需要密切关注几个关键性要素。
3 土耳其道路的前景及其意义
土耳其发展的前景主要仰赖于政治发展道路，但蓬勃发展的经济依然是基础和安全阀。埃尔多安的成功之道在于经济，经济发展的红利推动了行政改革。2011年，土耳其的出口达到了1340亿美元，创造了历史记录。在世界经济萧条和欧盟经济发展黯淡的情况下，土耳其经济有如此好的表现，为埃尔多安政府赢得了政治信任。尽管土耳其当下的经济形势晦暗不清，但也不能轻易低估土耳其经济复苏的能力。世界第十六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对稳定的政局等条件有利于经济恢复，土耳其经济未来的良好态势依然是正发党政权的定海神针。
就库尔德问题而言，土耳其如果能够妥善解决自身的库尔德问题，为区域库尔德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模板，不仅可以化解自身困境，而且可以增加自己的软实力。当下土耳其对于区域库尔德问题政策的调整，实质是通过强力解决区域库尔德问题，首先解决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然后转手应对自身和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最终实现突破西化外交和库尔德问题为土耳其编织的牢笼的目标。目前来看，这种强行解决方案，可能的结果是压下葫芦起了瓢。土耳其强行突破该牢笼的前景，对于其发展道路至关重要，效果则有待观察。
埃尔多安集大权于一身，但他能否妥善地使用手中的权力来巩固既有成果，能否坚持世俗主义大原则，与土耳其的政治前景有莫大关联。2008年年中，正发党已经被指威胁了土耳其国家的世俗主义原则，正在实行亲伊斯兰的政治议程。宪法法院是维护世俗主义原则的重要机构，该机构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的命运也值得关注。同样，军方也可能会因宗教信仰的自由而损害到对世俗主义的坚守。世俗主义原则受损，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的对立化和两极化趋势加重，国家定位表现出强烈的矛盾性，加剧了先前的不稳定性。正发党催生了新的对立关系，尤其是世俗主义精英和穆斯林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土耳其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并未缓解。埃尔多安先前的成功恰恰在于其较好地缓解了这一问题。正发党此前因为改造了旧有对立关系，重塑了先前的国家—社会关系而获得赞赏，主要表现就是缩小了落后地区和发达区域发展程度的差异，使得政府和军方之间的关系趋于正常。对于土耳其而言，消除社会的对立情绪依然是未完成之任务。土耳其国内矛盾新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国内亲西方力量的逐渐式微，也是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分歧的体现。
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固然有结构性的原因、领导者的因素，但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化和向总统制的转变应该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因而未来双方关系的前景与西方多大程度上接受土耳其现有政体有密切关系。在西方人看来，土耳其制度性的西化取向出现了某些逆转的迹象，土耳其式的总统制更类似于威.权政治，其国内的世俗主义原则即将被消耗殆尽，伊斯兰主义的影响特别值得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世俗主义原则是凯末尔对于土耳其改造的大纲，目的在于使得宗教和政治事务有明显的分野，继而改造土耳其伊斯兰文化的底色。然而，民主政治在20世纪50年代的引进，导致了宗教在政治和公共生活领域的回潮。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有宗教身份/认同的政党重塑了土耳其的政治图景，既挑战也改造了官方版本的世俗主义，使得世俗主义开始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土耳其世俗主义立国原则受到最大的冲击是在正发党时代，正发党前期内政外交的巨大成功，为其对国家世俗主义原则的改造起到打掩护的作用。正发党于2001年8月由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组建，当时土耳其经济形势处于进一步恶化阶段，这是一个在土耳其历史上被称为蝗虫吞噬的年代，正发党受命于危难，创造了土耳其发展的奇迹，这也为其从根本上改造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原则提供了合法性。
尽管世俗主义的原则仍然保留于宪法，但土耳其伊斯兰化的迹象还是比较明显作埃尔多安本人对于宗教的鼓励和利用，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更为根本的是穆斯林资产阶级的兴起，这预示着土耳其社会的根基正开始发生变化。伊斯兰政治再加上威.权政治使得西方难以接受土耳其的转变，土耳其方面则认为这种发展除了有自身的必然逻辑外，也是主动纠正片面的西化发展道路的结果。西方如何评判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将决定双方未来关系的走向。与此相关，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也需要用全新的思维加以诠释，不应低估双方关系未来可能提升的节奏。
21世纪初期就有学者指出，当下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趋于封闭，所有的这些因素导致现在的势态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对于土耳其需要新的解释框架，在新的解释框架中要更加重视历史的偶然性因素，尤其要探讨偶然性因素如何限制了身处历史中的人的选择。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似乎正在强化这种不确定性，土耳其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不确定性。当下世界格局总的特征是不稳定和不可预期性呈上升趋势，学界和政界对此颇为焦虑。从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世界虽然充满危险和挑战，但大多数时间，人们可以确定推动世界变化的主要动力和问题所在，并在此基础上贡献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冷战期间亦是如此。反观当下的世界，由于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的摇摆、欧洲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盛行以及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全球秩序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换言之，土耳其的不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讲有更为广阔的原因，因而也就具有了世界意义。
土耳其与当下不确定性的世界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和复杂的互动关系。土耳其国内正从议会制转向总统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且埃尔多安具有很强的不可捉摸性。就区域局势而言：叙利亚内战、库尔德问题、中东国家发展道路的再探索，都与土耳其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土耳其或是当事方，或是阿拉伯世界学习和获得灵感的对象。就更广大的国际舞台而言：在欧洲难民问题、加入欧盟、与美国关系等重大国际问题中，土耳其都是直接的利益攸关方。这样看来，土耳其面临的内政外交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在丰富着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的内涵，与此同时也为我们观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极其独特的视角。
而且，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走向对于注解文明冲突有独到的作用，尤其是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可能性日渐趋弱之时。欧盟对土耳其最大的担忧就是文明的冲突依然存在，欧盟的主流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国家进入欧洲之后，两种文明能否彼此适应，这是一个问题。穆斯林向欧洲的涌入，对于欧洲基督教文明产生的冲击，最近的讨论也比较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土耳其调整了发展道路之后，用什么样的力量来巩固民族国家，值得关注。土耳其的发展存在着不确定性，世界如何跟独树一帜的土耳其进行交往，西方没有想好，对于中国来说，可能也面临着同样问题。
3 结语
土耳其的不确定性与“新土耳其”相伴随，值得世界期待。埃尔多安正在塑造“新土耳其”，进一步巩固了权力的埃尔多安时代、赋予“新土耳其”全新意蕴的同时，也增添了众多不可预期的因素。土耳其发展的不确定性最终还是要看其能否顺利实现百年发展愿景，能否与西方建立一种健康的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毕竟，土耳其的历史中不断重复着从好梦成真到失望痛苦的转换，最后退守至封闭和孤立状态。而今土耳其面临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和土美关系危机，两方面的前景都不容乐观。如果土耳其再次退回到孤立和封闭的状态，那将是对不确定性最为恶毒的诅咒；如果土耳其能够重拾过去的自信建构独立的外交，坚持世俗主义大原则，巩固了现有的政治制度，那将是当下不确定性发出的最为美妙的音符。我们希望对于土耳其不确定性的讨论，是在阐释一种在复杂历史形势中的历史进步，一种与历史潮流相吻合的趋势，一种进步的观念。这样，越是复杂越是值得研究，越是困难越能体现研究的价值，越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文章原刊于《人民论坛》2018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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